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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法史观”与书法史“超稳态”结构(一)作者:朱中原
添加日期:2011-9-15 11:50:08 点击次数:4958

大书法史观与书法史超稳态结构

朱中原

 

  关于大书法史观的思考,源于我对中国艺术史的综合考察,是我近年来对中国艺术史、书法史的一个研究理路,这是一个大课题,非一文所能述及,故本文只是略引一二。

  一、与书法史研究相关的史料、史实、史观与史识

  在对书法史进行观照的时候,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学和书法本体的角度,对书法史、艺术史和历史研究的一些基本的学术概念和内涵作一些重新的清理和阐释,这有助于全面理解书法史和书史研究。在谈到关于书法史的阐释时,我想引入一个大书法史观的论断。我所说的大书法史观,并不是就书体种类和艺术种类而言的,也不是说研究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角度去阐释,而只是就书法史本身和书法本体层面而言的。

  所谓的大书法史观,是指在书法史的阐释中,应当用一种具有连续性、延续性和承接性的史观去观照书法史,而不是用一种二元化、绝对化、分散化的思维去观照,要打破以朝代史来划分书法史的粗糙、保守分类方法,而是针对书法演进的本体规律,和书法史所呈现出来的特有特征去进行重新划分和归类。

  比如,在传统的划分中,我们往往习惯于从当下书家的创作实践出发,来划分碑、帖以及北碑、南帖这两种范畴。所以,无论是碑帖相分也好,还是碑帖融合也好,其实首先都是用了一种二元化的逻辑思维在进行判断。我不是说碑学、帖学这种划分不正确,我是说,对于书法史,我们应该用一种新的阐释方式或视角去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阐释。同样一部历史,如果从不同的历史视角去阐释,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然,这些结论或许是互不冲突的,或许是互相冲突的,也或许这些角度中,存在着这个正确那个错误,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只有多角度多层面地去阐释历史,才能更接近于历史的本质和真相。

  我所说的大书法史观,一方面来源于我对书法本体、艺术本体和书法史的重新思考和解读,另一方面则主要受到国际上较重要的几位当代史家之影响,如余英时、许倬云、黄仁宇、金观涛等。余英时是海外华人史学界的巨擘,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学术史、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史,余英时的史学渊源,既有对中国传统学术,如乾嘉考据学和清代朴学的传承,也有对欧美学术学派的发挥,其研究极为注重方法论,比如,他研究汉代的生死观,并不是以文献证文献,不是从哲学讲哲学,而是从考古学角度,通过研究汉代墓葬壁画来考察汉代人的生死观。他研究朱熹,则是运用考据学的方法,将朱熹的历史世界全面地还原。许倬云是台湾史学界巨擘,其与余英时同出钱穆门下,但其史观和史识均胜超钱穆。许倬云有雄厚的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储备,其学术研究得益于台湾中研院的傅斯年等人,又接受过系统的现代考古学训练,他的研究视野极为广阔,思想史、学术史、经济史、社会史、先秦战争史、制度史、中西文化史等,但他研究文化史,却不用文化学的方法,而是用考古学和文化发生学的方法;他研究先秦政治史,则参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方法。他的历史研究打破了阶级、朝代、国别和民族界限,许倬云所展现的,是一部人类大历史,但,历史在他眼里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清晰的脉络。

  黄仁宇是大历史的倡导者,也是海外华人主观史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虽然黄仁宇在国际史学界,只能算是一个三流史家,但他的研究视角极有价值。所以,我们需要批判地吸收。黄仁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经济史、财政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注重于对历史进程的宏观和长线勾勒,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阐释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演变的诸多本体性规律。黄仁宇给我们书法史学界的启示是,我们不能将书法史锁定在一个狭小的区间内,不能割裂书法史不同体系、不同阶段之间的整体内在联系,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宏阔历史视角下书法史的整体性规律。我们不能仅仅从书法学角度去研究书法,如果我们从一个侧面的视角去贯通书法史,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些本质性的规律。

  金观涛关于中国中古史超稳态结构的论断,则给了我对于中古书法史超稳态结构的启发。朝代的更替、政权的变换、阶级的递变等政治因素的变化,都不会改变这种超稳态结构。但中国书法史之所以能维持这种超稳态,不在于其内部体系没有变化,而正在于其内部体系的不断变化、不断进新,不断吸收来自于体系之外的因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书法大历史。虽然魏晋以降的经典文人书法曾一度占据书法史之主流,但艺术史上的主流与支流,从来都不是固定的,很多时候是相互激荡甚至是相互取代的。其实魏晋以后的经典文人书法,恰恰是在不断吸收民间书法、甲骨简牍书法和北朝刻石书法等所谓的支流书法形态基础上形成的。

  我之所以要用较多篇幅来叙述学术研究法,乃是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上的客观呈现。不是历史不够真实不够清晰,而是我们的历史研究法还没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本质或真相。因此,古人提供给我们的靠文献记录下来的历史,只能作为我们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我们判定历史真实性的唯一依据。我们需要的是,在大胆假设或想象基础之上的小心而严谨的求证,这当然就需要超前的史观和科学的史学方法。

  书法史本身当然是客观的,但书法史的这种客观与真相本身是需要阐释和还原的。任何阐释都不完全会是历史本身,因此,某种程度上说,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由书法史家不断阐释的历史。

  二、大书法史观与中国书法史的阐释

  2.1大书法史观之定义与概观

  我所说的大书法史观,当然是建立于与书法相关的传统学术如金石碑版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现代的考古学、甲骨学、简牍学及敦煌学基础之上的一种书法史观。尤其是现代考古学的勃兴,为本世纪的书法研究和创作提供了最大的材料支撑和方法论支撑,它为大书法史观的提出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参考。没有考古学和艺术发生学的贡献,我们的研究方法可能还停留于传统的文献考证层面,很难将最新的考古材料与书法艺术相结合,自然也很难拓宽史学研究的视野。大书法史观当然不是对书法本体无限制地泛化,不是把书法当成美术或其他艺术门类来研究,而是要打破朝代界限,寻找书法史演进中的一些宏观性、本质性或长线性的规律。中国通史中的朝代划分法往往带有很强的政治和阶级色彩,而书法史的演进自有其一套独立的规则与逻辑。以朝代更替或政权变化来作为书法演进的依据和标准,这是很粗糙的做法,早已不适合艺术史,艺术史本身有其独立性,虽然中国的艺术史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治史和社会史,但这不能改变艺术史的相对独立性。

  所以,我们需要将书法史置于一种没有割裂的历史中来考察,并考察各时代书法史、书体史、笔法史、结构史等等之间的延续性、嬗变性和融通性,并用艺术发生学而不是社会进化论的眼光去审视书法史的演进。尤其是考察过渡历史时期或朝代更替之际,书法的形态嬗变,书法技法与书体在过渡历史时期的表现形态。这当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以往的书法史,如果不是通史,就是侧重于对固定朝代固定书风的研究,比如,习惯于将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书法人为地切割、分段,然后给每一个时代设定一种固定的书风,并强调这种代际之间书风的独立和断裂。事实上,单就北宋苏轼来说,苏轼文人书风的形成,不仅仅来源于魏晋和唐人的文人帖学书风之影响,还受了诸多北朝碑刻书法、唐人写经书法以及民间书法的影响。我将在下文中就此详述。

  因此,相比于以往的断代史、通史或者是个案史研究,我更倾向于,以一种大历史的视角,重新观照书法史。我更强调各个历史时期前后书风的延续性、嬗变性和融通性,强调处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不同审美元素的融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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