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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遗书看楷书的成熟 作者:吕丽军
添加日期:2011-9-15 9:47:47 点击次数:6745

从敦煌遗书看楷书的成熟

                                                  

                                                              吕丽军

 

  要:书法史不应只是书法名人史,民间书法对名人书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20世纪陆续发现的敦煌遗书为研究书法史提供了更为完备真实的材料,本文以河西地区出土的遗书为根据,探究楷书的成熟期。

关键词: 敦煌文书   楷书   楼兰书风   写经

                       

                                    

楷书有两义:一为可作楷模学习的法书,如历代经典的篆、隶、楷、行、草书,均可称为“楷书”。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云:“楷无定名,不独正书当之。汉北海敬王睦善史书,世以为楷,是大篆可谓楷也。”二为汉字的字体之一,是篆、隶、楷、行、草中之楷书。这其中,楷、行、草的准确形成时间,学界也无定论,三者并无明确的先后相继关系,而是从同一个母体中同时孕育,他们是多胞胎。

有的学者认为“到齐梁之间才逐渐产生了正书”。有的认为“楷书产生于隋唐”。徐森玉认为“作为书体的楷书,在三国和西晋初已接近成熟了”。关于具体产生时间,诸研究者因所见资料及个人见识原因,各有不同。我完全同意徐森玉先生的判断,下面以敦煌遗书为主要考查依据,兼及其它资料,详述之。根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先生的定义:“敦煌学是以敦煌及相关地区遗存的古代文献、艺术品及该地域的历史、地理、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国际性、综合性的学科。‘敦煌及其相关地区’是一个广义的不特别确定的大范围。鉴于古代“西域”范围的不确定性,鉴于“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又鉴于古代敦煌与瓜州、沙州、甘州、凉州、肃州乃至西州的密切关联,也鉴于其与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关系,敦煌的相关地区可以包括丝路古道上现今武威、张掖、酒泉、吐鲁番以至哈拉浩特(黑城)及青海柴达木盆地一带地区。又从历史文化因缘(包括出土文物的特殊性与同一性)考虑,目前我国学术界又习惯将与敦煌西邻的吐鲁番地区统一起来一并考虑,统称为‘敦煌吐鲁番学’,而吐鲁番的相关地区又可以包括围绕塔里木盆地的古龟兹、楼兰、于阗地区。”通过以上定义可知:敦煌学中之敦煌非专指一地而是泛指历史上的整个河西地区。

书体的演变就是字形的变化过程,与音乐比较,书法同美术一样是作用于人的视觉的,所以研究书法史当对 “字形”作精细地观察、分析。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书法史是书法名人史,是把每一个时代的书法名人串联起来而成的书法史。通常认为从古至今大体是学习王羲之书法的历史,虽然王羲之的地位曾有过动摇,但终于还是成为中国书法的主脉。直到今天,王羲之一脉书法还是学书者的不二法门。在各大权威书法赛事中,王羲之一脉的书法作品仍居主阵地。令人吃惊的是,王羲之真迹,别说一件完整的作品,就是片言只字也难以寻觅。书家们所津津乐道、奉为佳臬的王书,却是后代的双钩本。很多专家对王羲之一脉书家作品双钩本或拓本不厌其烦地研究。从宋代到清代的金石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是基于实在的文本,而是根据文本的复制品,这种复制品距离原作的本来面目,令人难以想像。自己书之,再临之,已非可比。自己书之,自刻之,已不可睹。更何况自书之,他人刻之?更有甚者,一书,刻之,再拓,上石,再刻……学者据此进行研究,门生再据此进行传播,无怪乎距真相逾行逾远。

20世纪以来,随着河西地区古代文书的陆续出土,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可信的基础。文学、历史、宗教、科学技术等其它学科通过对敦煌遗书的研究早已有了丰硕的成果。不幸的是,在书法方面对敦煌遗书的利用还远远不如其它学科那样充分。

我认为一种新字体的出现是这样一个过程:旧字体→大众使用→贵族使用→贵族进行规范→大众使用规范后的字体→新字体。敦煌遗书恰代表了最广大的大众使用文字的状况,其作为书法研究的宝贵资料,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1,文本原物;2,部分文本题记有明确的书写日期,4-5万件文书中有纪年的写本有一千余件;3,大众书写。这为我们横向考查一个时代书法的概况及书体历史演变的真实踪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到现在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写本是《诸佛要集经》,写于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日本大谷探险队从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出土。《诸佛要集经》残片的发现,为研究佛教的传播发展及书体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20世纪初,日本京都西本愿寺主持大谷光瑞派遣的“中亚探险队”赴新疆等地,获取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诸佛要集经》残卷就在其中。残经共14片,其中最大残片纵11.9厘米,横4.9厘米,残存30余字;最小残片纵5厘米,横4.7厘米,尚存文字不足10个。经文末尾题“元康六年三月十八日写已凡三万十二章合一万九千五百九十六字”。“元康”为西晋惠帝司马衷(公元290年—306年)的年号,“六年”即公元296年,是这部佛经的抄写时间。《诸佛要集经》是西晋(公元265年—316年)译经僧竺法护所译的一部经书。

 

1中的字,重心偏高,没有有意的拉高或压扁,“萨”、“大”、“喻”、“能”、“察”字形偏高,“大”、“士”、“不”则形扁,所谓各尽字之真态。“中”、“不”、“士”、“大”的横画,由细至粗,由轻到重,“不”、“能”的撇捺左收右放,已可体现出结字的收放规律。“大”、“不”、“能”、“闻”的捺笔粗重,可看出与隶书的直接血缘关系。竖画则重按后轻收,形成垂针,字的重心略向左上偏斜。“佛”、“信”的撇起笔由左向右,后调锋由右向左,“弥”的两点不断,“法”“净”点画的连带,可看出这种书写技法已很成熟。总言之,在继承中有了新的变革,脱去了汉人的宽袍大袖,浑身透出一种利索精干之气,如同退下睡衣,换上了西服。

明治四十三八月三至六日《大阪朝日新闻》连载了内藤湖南的《西本愿寺的发掘物》,该文是对《诸佛要集经》最早的论述:“其书法介于楷书和八分之间,跟所谓隶书比起来,更接近楷书,在汉末到三国时代的石碑中,它与吴的《九真太守谷朗碑》等更为接近。由此可知是当时极为郑重的文书的字体。”

《吴九真太守谷朗碑》,三国吴凤凰元年(272)立。体势已非常接近楷书,同后世魏碑、唐楷相比,隶意较浓,与曹魏诸刻风格稍异,但同为影响后世楷书的重要碑刻。清代以前,有欧阳修、赵明诚对此碑著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其字遒劲,亦有汉分隶法。”严可均谓其“隶法不恶,刻手极拙。”康有为称其:“古厚,为真楷之极。” 此碑与《诸佛要集经》相距只有24年。碑石书丹,当是庄重之事,应用庄重之字,如同篆书、隶书上石是同一道理。可见这种处在变化中的书体在当时人的眼中已成熟,且用这种书体来抄写经书,就更可说明问题。通观全碑,其结体方整,字形偏高,也有扁字,但均为不得不扁之字,如“十”“中”“四”之类,隶书的标志性波磔已基本绝迹,而出现了捺、弯折等楷书专有的笔画。从结体到单个笔画都与隶书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因刻手的原因,笔画颇为粗糙。尽管如此,这对分析书体的演变,已提供了充分的信息。考虑到唐代卷帙浩繁的写经文本,因而可以推测,以《诸佛要集经》及《谷朗碑》为代表,在其前后,已有了大量众多的风格类似的写经及上碑文字,与二者风格相近。但这只是在民间进行,还没有出现一个王羲之类的人物。而此时,北方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却仍在使用隶书。从山东的《孔羡碑》,220年刻,洪适《隶释》云:“魏隶可珍者四碑,此为之冠。”明赵崡称其“结法古质遒健 ”。到河南的《菅氏夫人墓碑》,291年刻,1930年河南洛阳城北外后坑村出土。

从钟书至《谷朗碑》,仅50年的时间,字体有了质的飞越。  

                      

 

钟繇(151-230),其代表作品《荐季直表》书于魏黄初二年(221),此时钟繇已七十高龄。他大部分时间在东汉渡过,人生的最后10年在魏,钟繇的一生,处于今文字体内部变革的时代,也是隶书盛行期。其书体势微扁,点画厚重,自然质朴,这倒不是他的创造,而是时代使然。《书法正传》云:“钟繇书法,高古纯朴,超妙入神。”唐张怀瓘《书断》云:“太傅虽习曹、蔡隶法,艺过于师,青出于蓝,独探神妙。”又云:“元常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郑元祜云:“元常《荐季直表》,其法度与《戎辂表》无少异,汉季楷法全是隶,其古雅可见,于后二王为翰墨宗匠,顾岂能外此哉!”综观历代的评论,“古雅”的来源就是有隶意。钟以隶书的结体写楷字,想脱去隶的束缚但因影响至深而不得,想有所创造而不能,因而形成一种有隶意又有新意的效果,这种状况也许不是他想要的,因为现在已无缘看到他的真迹。但是,正是这种进退之际的字体面貌,给人以古雅之感。

    然而钟氏书风并非是平地建高楼,就同纸的创造不是教科书所写的那样由蔡伦发明,而是均有其广阔的社会基础。那些我们眼中的名人,只是社会历史前进大潮中的一颗小水滴,而不是浪尖的弄潮儿。至于历史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这课题有些深奥,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1987年,兰州市伏龙坪一座夫妻合葬墓,经鉴定约为东汉中、晚期,墓中有“东汉五铢”钱币等文物,还有3块圆形纸,直径各17厘米,两块保存基本完整,一块40余字,字迹清晰;另一块60余字。书体介于隶、楷之间,书风有明显差异:前者书体较工整,基本属于行楷,接近魏晋早期作品风格,仍留隶意。比较钟书与此字:太像了!两纸背面均有墨迹,仅四五字,为纯正的汉隶,与西北简牍中的汉隶书风相一致。纸质为麻纸类,制造时间约在东汉中期。这三块纸是作为铜镜的垫衬物而被剪成圆形,现在我们也常这样做。考古发现:1901年,新疆发现东汉末年纸,上有文字。同年,甘肃敦煌发现东汉纸,上有文字。1942年,内蒙古额齐纳河东汉烽燧遗址出土东汉纸,上有文字。1959年新疆民丰县东汉墓出土东汉纸。1974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晚期墓出土东汉纸,原料为麻类纤维,表面光滑,纤维组织紧凑均匀,上有文字。1987年,甘肃兰州伏龙坪东汉墓出土东汉纸,上有文字。由此可见纸在当时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已普及运用了。

再来看王羲之的楷书《黄庭经》,永和十二年(356)五月写,此经为其晚年之作,风格已经形成。清王澍评为:“清和婉转,真如舞鹤游天,仙人啸树,绝去笔墨畦径,此则流丽中稍觉端庄矣。”清梁巘:“临晋人小楷,结体方紧。”“端庄”、“方紧”二词最可玩味,图4中,“仁”、“人”形扁,“皆”、“食”形高,也是各尽字之真态,不象钟书字字有意压扁。至大令书《十三行》,用笔挺拔有力,结体宽敞舒展、匀称和谐、偏旁的组合变化细微生动、撇捺充分舒展。与其父相较:羲之含蓄,献之神采外露,风流倜傥,字形有意拉高,全篇高字多于扁字。宋董迨《广川书跋》说:“子敬《洛神赋》,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不相映带;分有主客,趣向严整。与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相比,一反遒紧缜之态,神化为劲直疏秀。”

    钟繇在220年写《荐季直表》,76年后的296年出现《诸佛要集经》的楷字,又过了60年的356年右军写成《黄庭经》,《诸佛要集经》刚好处在中间一点,这三件作品联系起来恰好可以说明从钟至王130年间楷书发展的状况。在上层社会正式运用一种字体之前,民间早已普及了这种书写样式。如同隶书运用,在民间运用成熟时,官方才进行正式使用,而不是象秦初“书同文、车同轨”,强制执行。

迄今为止,约在楼兰地区共发现文书730余件,年代在3世纪中期至4世纪中期。起于曹魏嘉平四年(252),至前凉建兴十八年(330)。文书纸质粗糙,质地与黄色墙皮类似,为汉代所制。许多同时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西汉时这种粗糙的纸张已在当地广为运用,与木简成为书写材料之一。木简为官用,多隶书,如《泰始五年木简》;纸为民用,多楷、行、草。楼兰文书的内容多是日常生活之事,这与王羲之手札内容相近,仅是随意而写,以实用为目的,没有任何书法创作的用意。正是如此,才完全呈现了作者真实的个性、展示了当时当地书法的真实面貌。

以《李柏文书》为代表的楼兰书法风格,在唐代正式尊王羲之以前的汉朝早已成熟并流行于楼兰地区。令后世书家顶礼膜拜的王羲之,正是生活在“楼兰书风”盛行的时代。《李柏文书》书写在325346年之间,那么李柏与王羲之当为同代之人,时王羲之正值中年。比较“楼兰书风”及王氏一门书风,在结构、用笔、章法、文辞上,都很近似。可以说在“魏晋风流”之前,行草书在河西地区已成熟且“楼兰书风”已普及,并对晋代“四大家族”产生影响。既然王羲之可以学习河西的行草书,为何不能对楷书有所借鉴呢?即使河西楷书还不成熟,最少也给王羲之提供了灵感与启示。因而,“王羲之”这个书法史上标志性人物的出现并非偶然,其师也不仅是卫夫人等。王羲之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做法:不论是名人书法还是民间书法,不论是当代人还是古代人,只要能为我所用,就积极汲取。“书圣”的这种学习方法到是对我们当代书人有很大的启迪。

    河西地区形成一个书法家群体,有浓厚的学书氛围,并形成了风格鲜明的书法流派,书法风格多样。赵壹的《非草书》正是针对当时的书法学习现状而发。张芝、索靖、李柏、张济等即是彼时彼地书法家代表。他们几代人的努力,极大影响了当时、当地及后世、内地书法的发展。

十六国写经较早的有前秦甘露元年(359)的《譬喻经第三十出地狱品》,由日本中村不折收藏。经末题记:“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此月上旬,汉人及杂类被诛向二百人。愿蒙解脱,生生信敬三宝,无有退转。惟大圣之难遭,念至教实叵值。值之不恳侧,来世何所冀?冀感觉弘慈,察彻知所忌。一校定写讫,记作数言毕。思其旨。”“甘露元年”即前秦苻坚年号,是公元359年。稍后有甘肃博物馆藏《法句经》,题作“(东晋)升平十二年(368)沙弥净明。咸安三年(373)十月二十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有上海博物馆藏的《维摩诘经》,北凉麟嘉五年(393);安徽博物馆藏《贤劫千佛品经》,北凉神玺三年(399);英藏《十诵比丘戒本》,西凉建初二年(406)。《譬喻经》的书写时间,正是王羲之写完黄庭经后的第三年。考查《譬喻经》,其横画起笔用尖锋,收笔重按,转折方硬,捺笔具一波三折之妙,用笔灵巧。这种风格在其后的写经中比比皆是,后代的写经体与此一脉相承。比296年的《诸佛要集经》,有了很大进步,与《黄庭经》相比,显然还有很大距离,或者是地域书风使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书法的发展也是如此,在楷书这一书体形成之后,再没有出现第六种书体。后世尽管有很多书家写楷书,但是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而楷书,从出土的诸多资料及流传的法帖证明,不论从名家还是大众书写,其在晋代已经成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参考书目:

1.《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31

2. 《高僧传》          释慧皎  中华书局              l992  

3. 《魏书》            魏收    中华书局              l974

4.《敦煌书法艺术》     沃兴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5.《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 薄小莹    长春出版社    1990年版

6.《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用彤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7.《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     郭朋       齐鲁书社     1986年版

8.《中国书画》            杨仁恺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9.《饶宗颐史学论著选》       饶宗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版

10.《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    中华书局      1963年版

11.《俄藏敦煌文献》( 1-15)俄岁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

12.《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1-13)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编辑部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

13.《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两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编辑部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

14.《敦煌宝藏》             黄永武主编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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