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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材料”到”新问题”(祝帅)
添加日期:2014-3-17 11:35:21 点击次数:6929

 

 

从”新材料”到”新问题”

———二十世纪日常书写研究的范式、进路及其方法

 

祝     帅

 

        从学术史范式更新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日常书写视角加入书法史序列向我们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新材料,不如说,对过去被忽视的书写材料的研究方法向书法史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个个有待解决的新问题。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以及书法界内部有关“日常书写”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学科范式而展开的。

 

       文献-历史学范式

 

       毫无疑问,以无名氏、未署名书家为主体撰写在甲骨、简牍、帛书、残纸上的文字,多有明确的应用意图,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在此前没有加入到书法史序列中的“日常书写”。并且从二十世纪初,斯坦因将大量西域出土简牍带回欧洲并为法国汉学家沙畹所关注,随即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在日本京都出版了开辟范式的《流沙坠简》;到同时期稍晚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三次发掘包括《李柏文书》在内的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并携带回国,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批新出土书迹要由中国本土学者和海外汉学家共同进行学术研究的历史重任。

      在意识到“斯氏发幽潜于前,沙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暇观,艺苑争传,率土咸颂,两君之功,可谓伟矣。顾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则尤有憾焉”之后,先知先觉的罗振玉因而与王国维一同对斯坦因等人发掘的西域简牍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并对其内容进行初步校释(后又补“附录”考释橘瑞超发掘的部分西域文书),撰成《流沙坠简》,其目的不外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见该书序一)。王国维在谈书序二中也这样描述本书的编纂“考释既竟.爰序其出土之地,并其关于史事之荦荦大者如右。其戍役情状与言制度名物者并具考释中,兹不赘云”。(1)在此,罗振玉、王国维以日常档写书迹作为一种材料来研究历史,以补史传之阙的意图已经跃然纸上。在文献方面,英国汉学家鲁惟一、日本汉学家大庭脩等人对汉简的考释和散乱的简牍“册书复原”工作尤有成果,为学术史、制度史、思想史研究都提供了可靠的素材。而容庚也指出新出土书迹对于传统金石文字之学的拓展“今日所出古物,种类滋多,如甲骨,玉器,陶器,封泥,明器,木简,颇多昔人所未及。故今日所称金石学,乃广义并及其他物质...”(2),只是这些研究在大大丰富了传统人文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却并没有体现出对于书法本身的兴趣和深入探索。

       因而,倘若仅仅从文献--历史学视角深入解读这批新材料,就显得远远不够了。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新出土书迹的研究也逐渐微观化,在出版界、书法界、收藏界等对此类新出土材料的研究也形成了“敦煌写本学”等横跨思想史、学术史、文学、书法、书籍史、工艺美术等学科的新兴研究领域,人文学者在字体、格式、工具材料、真伪鉴别等书写本体研究领域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相关学术成果也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书法史写作所大量吸收。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书法史界的学者和文史哲领域的研究者之间对话的平台和质量不断增加,文史学者会在书法研究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书法史学者也一定能够在文史研究领域提供独到的贡献。

 

       书法-艺术史范式

 

       一九八九年,西林昭一在日本二玄社出版《中国新出土の书》:二O O二年他又根据该书出版后新出土的史料在柳原书社出版续篇《中国新发现の书》,两书是自觉地从书法角度对新出土日常书写书迹进行的全面整理。而日本另一位著名的简犊学者大庭脩则从多个方面清晰地描述了作为历史文献学的“简牍研究”与“书法研究”之间的张力。如他指出:“木简的书写者,尤其是现场的木简书写者,多数都是官吏,其书写有优有劣,能够因为是当时亲笔书写,于是就全部作为书法史的资料平等处理吗?...在四万枚木简中,能够断定并可介绍其中优秀者的,诚然应当是身为艺术家的书法家。惟其如此,书法家写的书法史才有真正的价值,因为它反映了艺术家的见识与价值”(3).

        大庭脩的观点虽然标榜了一种传统书法史写作的立场,但书法史研究之关注简牍、帛书,已然成为一个摆在书法史学者面前的问题。如其所说:“迄今为止,出土秦汉简牍的总数已超过四万枚,但大部分尚未发表图版,因此它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尚需等待可以论述之时”(4)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书法史写作与研究,已经越来越重视新出土书迹的重要性,如华人德、黄惇等都有在书法史中对新出土书迹加以讨论,这种情形与祝嘉等人为代表的早期书法史研究的格局相比已大相迥异。(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书法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对古代日常书写材料的技法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邱振中在《关于笔法演变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邱振中从笔法嬗变角度对书法史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邱振中根据物理学中有关运动的理论,认为毛笔笔毫锥体一切可能的运动都可以分解为马“平动”、 “提按”、“绞转”三种基本运动形式的组合,而汉简中的基于平动的“摆动”而形成的“波状笔画”成为邱振中论述时的重要论据。他提出“波状笔画的出现,是”摆动“笔法发展的必然结果”,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了书法史上汉字字体停止演变的内在原因:“笔法空间运动形式的终结便意味着字体发展的终结”。(6)再如刘涛在研究和鉴别敦煌写本书法的真伪时,基于书法学者所特有的敏感与实践经验,提出“笔势”、  “搭笔形式”等关键概念,对一些传为敦煌写本的经卷真伪问题从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角度进行了讨论。(7)对于学术史研究而言,这种学科范式更新的方法论意义要远远大于文史学界所看重的具体结论。这是因为尽管这类研究仍属于历史学(书法史)研究,但其中已经运用到图像分析、风格学等艺术研究的方法,显现出艺术史角度的日常书写研究独立于文史研究之外的某种可能性。

 

        哲学-语言学范式

 

       语言学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当代人文学科中的显学,而语言学的形而上学趋势,或日语言学哲学化则是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当代西方哲学的一条重要主线。与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研究中“逻辑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的分殊相对应,书法理论研究领域提出“自觉书写”与“日常书写”,也具有某种范式更新的意义。德里达意识到这种西方语言学研究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打算从东方语言的视觉形象角度提出全新的阐释,但他对东方的文字系统的了解也极其有限。

 

在书法研究领域中通过日常书写对语言哲学进行补充则是以邱振中《书法艺术的哲学基础》、《艺术的泛化》等系列论文和《书法究竟是什么》等短文为代表中国学者的原创成果。“日常书写”与“日常语言”的联系之处在于,“日常”意味着不自觉、不精确、不十全十美,但正是这样的语言或者书写,在人际沟通与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有泛化的可能性,使得语言研究、书写研究能够超越语言学、文字学本身,从而展开与更加广泛的人文学科的对话;与此同时,因为语言和文字与日常生活内在秩序的紧密联系,以及中国人对语言的视觉形式所倾注的巨大内涵,使得我们很有可能通过语言和书写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观照我们自身。

 

        在《书法究竟是什么》一文中,邱振中在书法与二十世纪语言哲学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二十世纪哲学最重要的课题,无疑是对语言的思考。...这种思考几乎穷尽了语言的各种细节。然而,二十世纪对语言的思考中却有一个小小的疏忽。语言可以分为口语与书面语言两类'对两类语言各自的特征,人们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是书面语言有一个特殊的环节--书写,书写所产生的视觉形式——文字的外观,却没有落人哲学家的视野”。其实,在对西方哲学史、思想史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的同时,德里达已经意识到东方语言文字特别是中国文字所有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对中国艺术家徐冰的汉字艺术作品表示出足够的兴趣,只是囿于文化的隔阂,他没有办法对书法作为语言文字的表意机制找到深入阐释的路径,这种任务注定要由中国书法的研究者来完成。

 

       在讨论书法的文化性质时'邱振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泛化。有关泛化的内容与日常书写的讨论息息相关。邱振中指出:“对日常书写的依赖是中国书法立足的基点,也是它与其他民族书法的根本区别之一”。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是中国艺术一个明显的特点,但几乎没有人从这一现象出发,引向以下重大问题的讨论:古代文献中的陈述方式、修养在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中的作用、艺术的文化功能和艺术对于传统人文理想的意义、中国文化中关干美和艺术泛化的思想等。邱振中对这些相关问题的讨论令人耳目一新,但又不是直接借鉴于日常语言学派的理论资源,而是通过中国书法的基本性质提供了日常语言学派未曾触及的某些层面。无疑,邱振中《艺术的泛化》一文为中国艺术、中国文化性质甚至语言哲学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思路。

 

       社会—心理学范式

 

       如果说前述日常书写的研究范式侧重于纵向(古代书迹)研究的话,那么,社会—心理学范式则侧重于横向(当代日常书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香港,高尚仁等学者专门对这种“书法心理学”、“书法心理治疗”(其实将这种被试的“书写”称之为“书法”与“书法”一词的日常用法并不等同,而与日常书写的含义更为接近)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在陆续发表的一系列成果中,高尚仁及其研究团队主要从生理心理学角度,对书写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反应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其体系之广大几乎涵盖了书写与呼吸、心电、脑电、血压等各个生理指标之问的关系,并通过统计分析得出书写活动在调节儿童活动、情绪校正以及治疗弱智、老年痴呆、精神疾病方面的结论及建议。(8)高尚仁等作为心理学领域砭过严格学术训练.且有一定书法操作经验的研究者,按照心理学学术规范撰写出实验设计合理、格式谨严的实证研究报告,这对于同时代的中国内地书法史学者来说还是陌生的。

 

       当然,“实验状态下书写”是否等同于“日常书写”也是有疑问的。但这是传统的实验设计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这有些类似干自填式问卷,在心理学上,自填式问卷被称作“延时范式”对其做出反应和判断需要在实际心理状态发生后的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应该说,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新的研究仪器和研究设备在心理学临床治疗和实验中的应用,上述这些传统的控制实验法在文本认知心理学中的地位已经开始边缘化,而通过脑电仪、眼动仪等仪器测量所获得的生理指标则被称为“实时范式”。但一方面限于一定的技术条件,很多时候无法通过“实时范式”展开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即便是“实时范式”目前也只能在实验室状态下通过仪器等手段进行,因而实验研究只能是一种“模拟”。

 

       目前,内地相关的行为编码、控制实验等书法心理学实证研究也开始起步,但以书法心理研究而论,这种研究的前沿性已经大大落后。毕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到计算机技术对书写习惯改变的影响,在东西方都有许多先前从事书写心理学研究的心理学家,转向文本认知识读心理学研究,特别是基于计算机荧屏的文本认知的相关实验,针对计算机显示文本的反应时、移动窗口技术、内隐联想实验等成果大量涌现。可以说整个认知心理学界对于文本认知的兴趣,早已经被印刷媒体或者电脑文本所吸引而转移。但总的说来,与西方教育学界有一定传统的书写心理学研究相比,中国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书法心理学研究,对于整个心理学科的重要性和贡献也还并不明显,在整个心理学界比较边缘化;由于研究者学术训练的缺失,也为书法心理研究留下了大量的学术空白。

 

       结语

 

       尽管对于日常书写的概念界定、理论研究,还有待于系统的梳理、综合的创新,但口常书写研究作为当代书法研究的另类视角,既可以丰富传统的书法史研究序列,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还可以通过书法现象与日常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联系,推动书法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推动书法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当代思想界、学术界主流思潮的对话。

 

 

注释:

(1)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第一十二页。

(2)容庚《金石学·古石刻拾零·匾体字典》,北京:中华书局,二O=一年,第三页。

(3)(日)大庭脩《汉简研究》,徐世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O O一年,第二五八页。

(4)(日)大庭脩《汉简研究》,徐世虹译,桂林厂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O O一年,第二五四页。

(5)参见华人德《六朝书法》,上海书画出版社,二O O三年。

(6)邱振中《关于笔法演变的若干问题》,载《书法的形态与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O 0五年。

(7)参见刘涛《传统鉴定与敦煌写卷鉴定方法的探索》, 《收藏家》,二O O五年第七期。

(8)参见高尚仁《书法心理学》、《书法与认知》、《书法心理学治疗》等著作。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摘于《中国书法》2014,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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